諸葛亮指定的接班人,是不是毀了蜀漢的江山?

諸葛亮指定的接班人,是不是毀了蜀漢的江山?

文/不識字

蜀相西驅十萬來,秋風原下久裴回。長星不為英雄住,半夜流光落九垓。

公元234年八月,五丈原秋風蕭瑟,一代名相諸葛亮于軍中溘然長逝。對此,後世杜甫寫下了「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以表達對這位偉大漢相及其未竟事業的無限悵憾。

抽乾的國力,平庸的君主,這就是諸葛亮死後蜀漢的窘境。那麼,誰能繼承諸葛亮的遺志,實現他和劉備終生的夢想?

01 社稷之器——蔣琬

無論是演義還是正史里,蔣琬都是諸葛亮接班人選中的第一順位。

據《三國志.蔣琬傳》載,諸葛亮在世時,曾多次在公開場合表示:「公琰托志忠雅,當與吾共贊王業者也。」明確表示了對蔣琬的極高期許。同時,他還在私下上密表給後主劉禪,「臣若不幸,後事宜以付琬。」

除了後期的這種大力提攜,早在蔣琬剛入仕時,諸葛亮還曾扮演過他的伯樂一角。

比如三國史上喝酒懶政這個典故,演義里是龐統的戲份(沫陽縣鳳雛理事),實際上它出自於蔣琬:

先主嘗因游觀奄至廣都,見琬眾事不理,時又沈醉,先主大怒,將加罪戮。——《三國志.蔣琬傳》

當時蔣琬處於基層為廣都縣長,在任上喝酒沉醉、不理政事,結果碰到劉備突然巡視,當場勃然大怒,便要殺他。這時,正是諸葛亮看出蔣琬的才華,站出來為他說情:「蔣琬,社稷之器,非百里之才也。其為政以安民為本,不以修飾為先,願主公重加察之。」

劉備向來敬重諸葛亮,於是饒了蔣琬一命,但為了明法,還是把他免職了。而後,在諸葛亮的起複和重用下,蔣琬一路從什邡縣令、尚書郎、東曹掾……升遷到丞相長史,加封撫軍將軍,逐步進入了蜀漢的權力中心。

到建興時期,諸葛亮在外征戰,蔣琬常常留守成都「足食足兵以相供給」,已然扮演了劉備時代的「諸葛亮」。234年諸葛亮去世後,遵照遺命,蔣琬被劉禪任命為大將軍、錄尚書事,領益州刺史,正式成了蜀漢的新一代領導人。

與建興初年劉備去世造成的影響一樣,建興十二年諸葛亮的逝世對蜀漢的震動可謂巨大,史載:時新喪元帥,遠近危悚。

這種時候,正是蜀漢內部人心惶惶、外有「盟國」虎視眈眈(孫權聽說諸葛亮去世後,立即在漢、吳邊境增兵,企圖趁火打劫)的關鍵時刻,如果處理不當,蜀漢勢必將陷入一場新的動亂。

而蔣琬扛住了這一波考驗。

面對吳國的增兵行為,蔣琬的回應是在邊境同樣增兵,做好隨時開戰的準備。這種強硬卻不莽撞的做法,最終使漢、吳雙方彼此心照不宣,維持了原有的和平。

在內,蔣琬則通過自身表率來穩住大局。由於精神領袖諸葛亮的突然離世,當時許多人不禁對蜀漢的未來感到憂心忡忡,同時觀望著蔣琬將如何應對。如果蔣琬因為上司的離世而愁眉苦臉,就會導致底下人心更加不穩,而如果喜笑顏開,則會被大家指責為沒有良心。

在這種「哭笑不得」的情形下,蔣琬嚴格控制自己的面部表情和行為舉止——既無戚容,又無喜色,神守舉止,有如平日,擺出一副平常心態的樣子,看上去威重方整。此舉很快贏得了多數人的肯定和誠服,「由是眾望漸服」,國內的局勢也由此漸漸平穩。

到了238年,劉禪加封蔣琬為大司馬,命其開府治事,標誌著蔣琬獲得了劉禪的完全信任,以及他的前任諸葛亮一樣的最高權力。

人心的稽服、局勢的穩定和權勢的到手,使蔣琬得以開始施展自己的抱負。

在軍事領域,蔣琬自然無法與位列武廟十哲的諸葛亮相比,但在「復興漢室」這條道路上,蔣琬同樣花費了不少的心思。他在延煕年間提出的東征之計和支持姜維在涼州一線的「偏軍西入」,至今仍被認為對偏居一隅的蜀漢打開封閉局面具有創造性的戰略意義。只是後來蔣琬的早逝,使這份構想隨之付諸東流。

在治政方面,由於諸葛亮本就是天下奇才,蔣琬包括後來的費禕、董允等,都一概「承諸葛之成規,因循而不革」,一定程度上保證了蜀漢國政的平穩運行。

最值得一說的是,在為人操守上,蔣琬真正繼承了諸葛亮的偉大品格並將其發揚光大。為此,惜字如金的《三國志》作者陳壽特意費了一大段筆墨記錄了蔣琬主政時期發生的幾件小事:

有一回,東曹掾楊戲(就是編撰《季漢輔臣贊》的那位)恃才傲物,蔣琬和他說話,他愛答不理。這時有人出來挑撥離間,說:「楊戲居然怠慢領導,太不像話了!」沒想到蔣琬卻說:「人與人不同,當面奉承背後譖毀的人才需要警惕。楊戲不想違心附和我,又不願當面反對我來顯出我的不是,說明他是個爽快人。」

還有一次,督農楊敏看不起蔣琬,說蔣琬做事糊塗,不如前任。有人要求治罪楊敏,蔣琬說:「我確實不如前任,有什麼好治罪的?」這人不死心,又說:「他還罵您做事糊塗呢,什麼叫做事糊塗?」蔣琬答:「處事不當就是做事糊塗,做事糊塗就是處事不當,這還要問?」後來楊敏犯罪入獄,大家都覺得他死定了,蔣琬卻秉公處理,沒有公報私仇。

從古至今,中國五千年的官場上不知道發生多少挑撥離間、暗地中傷的事,但像蔣琬這樣身居高位卻以身作則杜絕這類風氣的領導人,又有幾個能真心做到呢?正因為這種難能可貴,寫下這兩件事後,曾經在蔣琬治下的蜀地舊人陳壽也不由得發自內心地讚歎:其好惡存道,皆此類也。

到延煕七年(244年),蔣琬執政的第十年,由於病重,他再次做出了一個任何時代都極為罕見的舉動——他將益州刺史之職讓給了費禕。

可能有人不理解這代表什麼,但當你知道蜀漢僅有益州這一隅之地時,大概就能明白這其中包含的意義了。

對於蜀漢政權而言,益州刺史的出讓,其實就意味著最高權力的出讓。也就是說,在蔣琬最後兩年的生命中(延煕九年去世),他只空頂著一個「大司馬」的虛銜,而主動將實質最高權力過渡給了下一個接班人。

在這件事上,我們可以說蔣琬不僅繼承了諸葛亮的偉大品格,甚至還超過了他。諸葛亮的過度抓權,「事無巨細,亮皆專之」,雖然確實是一片赤誠操勞國事,但這最終也導致了他的積勞成疾而離世。相比之下,蔣琬在關鍵時刻的勇於擔當,落幕時刻的主動讓權,難道不是一種更好更接近「堯舜禹」的理想方式嗎?

對蔣琬而言,權力並非最好的春藥。